吴景超生于1901年,1916至1923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7年,受到良好的英文训练,系统学习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从1917年起参与《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前后共有6年,1922至1923学年担任总编辑。在编辑和撰稿过程中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我做七年的学生,当了六年的编辑。这种写作的训练,对于我是很有益的。快毕业的一年,周刊有社论一栏,我们几个写社论的,总是在发稿的前一晚,大家想好题目,奋笔疾书,不起稿子,不计文章的工拙,只求清楚明白,辞能达意,写完之后就送到印刷所去付印。我们几个受过这种训练的人,都把写文章看作说话一样。话说出口之后,并不时加修改,我们对于作文,也养成这种习惯。这种办法,替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
另外,从他在《清华周刊》上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如《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人生蠡测》《清华学生安身立命之路》等来看,他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强烈的学术进取精神和改造社会的愿望,迥异于平庸之辈。1923年,他在出国前的学科选择上填上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和心理学。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世人皆知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江村”调查中发展出来的乡土工业的经验,这一模式经过四十年代对内地农村经验的总结,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小城镇调查等,已经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在此之外,还有一派重视都市化和工业化,并以其为核心来通盘考虑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说却相对地较少为人所知。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1923至1928年,吴景超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5年间,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正是以派克(Robert.E.Park)为首的社会学者致力于都市社会学研究取得重要成就,形成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期,吴景超浸润其中,一生的学术路向深受影响。

特别凑巧的是,吴景超和费孝通作为这两派学说的代表人物,不仅有长久的师生之谊,而且在学术上能够相互肯定、相互欣赏、相互批评,成就了一段学林佳话。

1928年9月,吴景超学成回国。这时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制化建设进入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和其他20年代中后期陆续回国的同道们一起,在这个学术阵地上开辟草莱,参与并推动了社会学学科化的历史进程。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者中,年龄长他10岁上下的有陶孟和、陈达、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和他年龄相仿的有潘光旦、吴泽霖、吴文藻、杨堃等人。前一批人基本上在40岁上下,后一批人基本上在30岁左右,正是可以奋发有为的年龄。他们参与一些重要大学(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它的前身社会调查所)的创建与发展过程,先后成立专业性的社会学学会组织——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社,出版专业性的学术刊物《社会学刊》《社会学界》等。在研究旨趣上,他们不满足于引介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现成知识,而是试图综合各家之长,参以已意,提出一套独立的解释系统。在研究课题上,他们比较注重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经世致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学理上的解释和可以付诸实践的具体方案。可以说,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是和时代赋予它的为中国寻找出路的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28年9月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吴景超参与东南社会学会和后来的中国社会学社的创建工作,编辑《社会学刊》并撰写大量论文和书评,在金陵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出版《都市社会学》《社会组织》《社会的生物基础》等著作,为推动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乡土中国与放眼世界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获得较快发展的时期。这时“社会学中国化”已经成为站在学术前沿的若干学者的共同追求。但是各个学者之间的学术路径仍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比如陈达搜集丰富的材料专门研究人口和劳工问题,李景汉致力于深入实际做社会调查,吴文藻希望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开展社区研究,潘光旦侧重于优生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吴景超的研究是宏观的,他特别熟悉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注重搜集世界各国的统计材料,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去理解中国社会。各位学者在学术上的差异并没有对他们之间的欣赏与合作造成多大的障碍,学术上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造就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辉煌。

吴景超生于1901年,长于费孝通9岁,他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美学习社会学,对芝加哥大学的都市社会学有深入的研究。吴景超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注意吸收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的资料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吸收的经验;他又特别注重搜集社会统计资料,尽可能以数字来揭示客观的社会现实。费孝通出身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吴景超的清华同班同学吴文藻奠定了社区研究的路径,即注重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具体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作显微镜式的深入观察。用费孝通后来的话说:“吴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国的地位。我一下子钻到土里面去,到乡土中国里面去……”

在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中,吴景超关注的面比较宽,但将焦点放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与他在留学时期受芝加哥学派注重都市研究的影响有关。都市研究固然包含许多社会问题的层面,但都市社会与乡村社会比较起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无疑是它所具有的发达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以及都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吴景超留学时期曾熟读格来斯(N.S.B.Gras)教授的《经济史入门》一书,他称此书是研究都市与附庸之间关系的必读书,作者“对于经济发展史,别有见地;对于都市经济的解释,尤为清晰周密”,所以,“数年来所读的名著,令我反复数次而不厌的,这要算是一部”。在《都市社会学》《社会组织》两本早期著作中,他都给予经济问题以相当的篇幅。但这时他的关注面还比较宽泛,经济焦点并不突出。甚至在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同时,他还钻进故纸堆,写了若干篇历史社会学论文。大约在30年代中期积极参与《独立评论》社的撰稿乃至编辑工作以后,他的研究成果的现实感越来越强,最后聚焦在都市化和工业化上。那时,吴景超针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各种农村运动,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在他看来,这些从事于农村运动的志士仁人在各地的努力,不能说对于农民的生计改善毫无影响,但是,“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理由很简单:运动所涉及的农民相对于农民全体,不过九牛一毛;最重要的是农民生计问题的性质太过复杂,涉及方面太多,不是几个私人团体所能解决的。他认为,中国问题最迫切的是统一完成,在此之后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所谓农民的生计问题,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他不能单独的解决,他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吴景超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发展都市,尤其是兴办工业、发展交通、扩充金融机关,以都市来带动农村的发展。他认为,都市工业的发展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乡下争食者略为渐少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发展交通可以使都市和附庸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农产品得到善价;扩充金融机关一方面可以吸收内地的现金做生产事业,另一方面可以使高利贷者无所施其技。吴景超这种注重城乡共同发展的思路早在写作《都市社会学》时就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那本书特别重视都市与附庸的关系,而不是就都市论都市。“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种主张里的城乡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互助的。换句话说,吴景超虽重视都市,但他所关心的是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全局问题。

综合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条件,吴景超依据人口密度和职业分布两点,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能够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低;第二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低;第三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高;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所占百分数也比较高。每一种类型,他都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加以分析,而在他的心里,特别留意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第四种国家应该如何在吸收世界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四种国家”分类的学说,以“世界上的四种国家”为题首发于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第75号,出版于1933年11月5日。吴景超1937年出版的论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以这一篇论文为基础和核心,绝不是偶然的。

吴景超对农村经济问题也下了不少功夫研究,他关注农场的大小与农民生计的关系;关注农业技术与农民生计的关系;关注佃农如何转变为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关注农村的劳务输出和物资输出。但是,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农业的现代化也有赖于工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所以,吴景超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上是有所偏重的,并不是将两者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等量齐观。在3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中,吴景超始终坚定地站在发展都市、发展工业一边,对二三十年代“以农立国”论的各种论调都做了批判。《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所收的《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我们没有歧路》两文里便有最集中的论述。

1934年秋天,24岁的费孝通先生进入清华研究院社会学部,师从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在清华研究院,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接受更为专深的人类学专业训练,以便在研究实践上完成他的学术领路人吴文藻教授所心仪的社区研究。

30年代中期以前,吴景超在批判当时颇有声势的各种农村运动和“以农立国”论的各种论调中,确立了自己作为工业化、都市化的代表人物的地位。

当然,在保持燕京的学术交往圈以外,费孝通和清华的几位老师也有不少来往,特别是与潘光旦、吴景超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潘、吴两人也是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在清华求学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他抽空上过吴景超教授的课,自称是吴“正牌的学生”。吴景超1957年写的交代材料里介绍费孝通和他的关系时,第一条就说:“费孝通是燕京社会学系毕业转到清华研究院的,那时我在清华教书,他常来我家吃饭谈天。”除了正式的课业学习以外,还常在课后到老师家里“吃饭谈天”,可见关系之密切程度。而据费孝通自己说,他与吴景超的相识还在进入清华求学之前。

30年代中期以后,论证工业化的必要性已经不是吴景超的论述重点,主要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吴景超确实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没有工业化,一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工业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吴景超此后要研究的是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过程需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1936年吴景超有机会参观常州、无锡、上海等处的30多个工厂,并且与多年从事工业的人士就工业化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多次讨论,于12月写成《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一文,发表在次年春天。在这篇文章里,他所讨论的问题是资本、技术、管理、外货竞争、政府与工业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发表的《同业公会与统制经济》一文也是对工业化中一个具体问题的探讨。这种对工业化中具体问题的独立探讨一直贯穿到40年代末期的主要论述里。40年代吴景超就美苏经济制度的比较写了大量文章,其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以及若干具体问题提供借鉴。

费孝通和吴景超在学术上走的是两种大不相同的路径,但对于吴景超的学术创见,他是很熟悉的,并且能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加以提炼和吸收。他说:“我们互相欣赏,他的‘第四种国家’,我对他的这种分类,就是到现在还在用,这就是工农比例。现在讲小城镇,讲中国农村的发展,最后总要有一个比较,有个基础,就是工农比例。如苏北是三七开,到了扬州是五五开,过了长江是倒三七开。这样才能表示得清楚。实际上这个方法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

1937年上半年,吴景超随翁文灏在欧洲考察了半年,走了许多地方,其中德国和苏联给了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研究这两个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发现他们想由工业化所达到的目标,并非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而为国防力量的增进。因而回顾中国目前的处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虽然是重要的,但增进国防的力量,则尤为迫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得他对发展工业目标的这种新认识更加明确,即“中国需要工业化,还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目前所急待建设的工业,应为国防工业及与国防工业有直接关系之重工业。民生工业的建设,应居于次要的地位”。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一书里,他在明确了这一前提之后,重点探讨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在资本、人才和组织方面做哪些努力。

费孝通从吴景超那里学到了从工农比例来分析中国农村的发展,但是他的研究是注重从农村出发、从微观出发来理解中国社会,来寻求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这与吴景超注重从都市出发、从宏观出发来寻求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发展道路有相当的差异。这两种路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也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费孝通是一个聪明人,他从吴景超身上学到了长处,看到了吴景超的学术成就,同时也看到了形势的变化,看到了吴景超的路径不能达到的地方,从而采取新的办法进行研究,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如果说早年费、吴差异多于相同,那么到了费的晚年,他却越来越体会到吴景超学术路径的长处了。这当然主要是时代形势的变化引起的。将近80岁时,他还表示,对世界经济的总的情况,以及宏观的认识要补补课,“乡下人要上街、要进城。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过去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注重乡土社会的经验,从实际出发,从乡土工业和小城镇发展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有其合理性;但长期局限于乡土经验,不能放眼世界,以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来带动农村的发展,确实有其弊病。费孝通的心路历程,可以说真实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所走过的这两个阶段。

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吴景超力倡工业化,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程度。而此时他的思想转变为节衣缩食,再过几十年苦日子,尽一切努力把重工业、国防工业建立起来。因为没有重工业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其他工业成就很容易被敌国摧毁。这是社会实践中血的教训所换来的认识。这个认识虽然因特殊的战争环境而引发,但并不是时过境迁就失去意义的问题。战后中国仍然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的问题,如何发展重工业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创造条件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上,吴景超始终密切联系实际,把他对现实社会需求的观察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以研究的结果来参与历史的进程。他不愧是一个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潮头的先进人物。

有思想高度的肯定与欣赏

1948年,孙本文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的各家各派时指出:“国内社会学者之注重经济因素者,以吴景超、乔启明二氏为最著。吴氏倡等[导]工业化运动,以为惟有工业化,始可提高人民的生活。”孙本文指出吴景超是国内社会学者中最注重经济因素的学者之一,是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孙只看到了吴景超截至《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时所提出的思想,没有看到他对工业化中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没有看到他1937年后对工业化的两个目标之间关系的认识,因而还不是全面的认识。

1938年夏天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来,投奔业师吴文藻在云南大学设立的社会学研究室,后来吴文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任职,研究室改由费孝通负责,他召集一批刚刚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优秀学生一起以社区研究的方法从事实地研究,开创了社会学史上传为美谈的“魁阁”辉煌。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吴景超尽管对中国经济问题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的根底还是社会学,他是以社会学家的眼光来研究经济问题的。

抗战时期费孝通除了在美国访问一年以外,先后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不过,他和吴景超也许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交往的。证据之一是吴景超在这一时期先后为费孝通的两本新书写过书评,这两本书,一是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的《中国农民生活》,一是1941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的油印本《禄村农田》。从书评的发表时间和原书的出版时间之间的距离极近来看,想必是费孝通直接给吴景超赠书,否则以当时战时交通的不便,进口的西文书、未正式出版的油印本都是难以及时地通过正常渠道流通到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任职的吴景超手中的。

他很重视人口问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30年出版的《社会的生物基础》其实就是一本研究人口问题的书,而且是一本全面讨论人口问题的书。他在自序中说:“这本书虽名为《社会的生物基础》,但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讨论人口问题的书看。除却第一章导言不算,第二章是讨论人口问题中的两性分配问题的,第三章讨论量的问题,其余的讨论质的问题。”
30年代初他曾应某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人口问题的书,后来因出版社倒闭,书未能出版,只有少数章节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人口政策”尽管篇幅不大,但确实在他的心目中是作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出现的,所以才单列一章。1948年他在《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一文的“总答复”里,曾自我表白:“我在没有写这篇文章以前,脑海里原来另有一个题目,名为‘三管齐下的经济建设’,说明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及节制人口,应当同时办理,才可以收提高生活程度之效。后来觉得人口问题牵涉太广,有另外写文章说明之必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便没有提。”

吴景超对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评价很高,他说:“据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书籍中,描写一个区域里的农民生活,像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他对费著青眼有加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费著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个范围较小的社区,值得在中国社会学界推广。他说:“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中国各地,应当有许多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把各地民众的真正生活,描写出来,让大家读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更深刻,更广泛的认识。”因为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个人能认识清楚的地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依靠地理的著作、游记或旅行得来的认识多是肤浅的、粗枝大叶的,乃至于与真相不符合,而费孝通的这一类书能够补救这种缺点。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在经济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还讨论了分配问题。这一章充分体现了吴景超的社会关怀和社会理想。他所赞成的是用渐进的、和平的手段实现社会平等,不赞成用“急进、暴动、杀人流血等手段”,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基于这样的改良主义的立场,他寄希望于调整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税率来实现经济平等。关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前途,他也有独到的思考。他不赞成马克思等所主张的二分法,主张三分法,“就是除资本阶级,劳动阶级之外,还添一个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所包括的人,有小店主、小厂主,中上级的官吏,公司及工厂中的经理及重要职员,大部分在自由职业中谋生的人,如教员、医生、牧师、工程师、音乐家等等。这些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有随事业发展而加增的趋势。”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介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他主张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来缩小阶级之间的距离,实现社会的公平。在他眼里,阶级在未来是不可能被消灭的,“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类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的。”总体上看,吴景超的社会理想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与马克思主义颇有差距,未必为今人所认同,但他提出的思考多多少少总有些事实和学理的依据,对于我们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在今天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保持社会和谐发展,也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价值。

在给费孝通《禄村农田》一书所写的书评里,他写道:“《禄村农田》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在我们学社会学的人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的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

吴景超一生勤于笔耕,著述涉及面很宽,数量也很可观。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这本《第四种国家的出路》。这本书对于中国问题提出了一种总体上的分析框架。他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为标准,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中国属于第四种类型,即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百分数也比较高,“所以中国人的问题最为艰难,而中国人对于改良的工作,也应当特别努力”。中国人要提高生活程度就必须开发资源,实现工业化,公平分配,控制人口数量。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已在第一章导言有充分的揭示,以下几章不过是具体的展开。吴景超也有其他有份量的著述,但因多为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没有对中国问题做出总体上的论断,所以影响力都不及这本书。“第四种国家”已经成为对时代课题做出有力回应的标志性论断,《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也因之成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水准的经典著作。

看来,吴景超对《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高度评价并不是简单地赞誉费孝通本人,而是与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20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一书。该书除收录《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全书以外,还以“社会与制度评论补编”作为下篇,增收吴景超的15篇文章,试图比较全面展现他的学术思想风貌。2010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总结百年中国学术成就的“中华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仍将《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列入书目。这次我们对《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在2008年版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校订,并补充了相关的论文5篇,小册子1种。下编选文突出论题的相关性和学术性,希望能够增加读者对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认识。

1947年9月,费孝通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生育制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景超读后大赞真是一本好书,随即写了一篇书评《婚姻向何处去?》在他主编的《新路》周刊上发表。他在文章开头一段就说:“费先生的书,我读了已经不少,但这一本书,无疑的是后来居上,在他所有的社会学著作中,要算最有贡献的一本。就在中国社会学界中,过去二十年内,虽然不断的有新书问世,费先生这一本书,内容的丰富,见解的深刻,很少有几本书可以与他站在同一水准之上的。”

买球,本文为吕文浩选编、校订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华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一)所撰写的导言节本,刊于《团结报》“史学版”2010年11月14日。此书将于2010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将这样高的赞誉给予一位学界后辈,在吴景超来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同辈,他也未见给予谁这么高的评价。事实上,吴景超一生写过很多书评,评介的中外著作都很多,但前前后后算起来,给一个人的著作写过四篇书评(另一篇评论的是下文将要叙述到的《中国手工业的前途》)的,除了费孝通以外,还找不到第二人。说费孝通是吴景超最欣赏的中国社会学家,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在费孝通从一个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到学界新秀,几乎每个成长阶段都能看到吴景超肯定、欣赏与支持的行为。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吴景超通过书评活动对费孝通的肯定、欣赏与支持不是简单的“捧场”,说一大堆肉麻的溢美之词加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指出“白璧微瑕”。他的赞誉是有高度的,如前所述,他总是着眼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途,指出费著的精要之处以及它的推广价值。

很具体而犀利的批评

吴景超对费孝通著作的批评也是很具体而犀利的,但所有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保持了评论的价值和尊严。

比如,他在《禄村农田》的书评里,一方面肯定有别于普通“社会调查”而偏重于学理探讨的“社会学调查”所具有的方法论优势,另一方面又指出费孝通在运用这种方法论时表现出来的不足。其一是田野工作时间只有三个多月,有点太短。他认为至少得花一年时间,才可以把农作日历内所发生的事实,都观察得到。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个案法和统计法并用,仅仅分析了五家的生活费用,数目太少。他认为,“只能用个案法,其目的则在细密的描写各家的生活实况,使读者对于各家过日子的酸甜苦辣,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作者除叙述各家生活实况外,还算出他们各项生活费用的百分比,并以所得来批评恩格尔律,这不能不说是误用了统计法。统计方法,只有大量材料在手时才可利用。五家的统计,样本太小,即使结果与恩格尔律不合,也不能证明恩格尔律的不确”。

再如,对于《生育制度》一书,他认为费孝通片面强调生育行为损己利人的一面,因而将生育制度归结为全社会安排下来强迫人们接受的制度,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分析。因为生育子女具有老年社会保障的经济功能,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宗教功能,即相信死后的灵魂需要子孙的祭祀才能保证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过冻馁的生活,“经济的动机与宗教的动机,都可以使大多数的人,把生育子女,看做一种利己而非损己的工作。人种所以能够繁衍到今日,这是重要的原因”。类似这种讨论性意见,基本上每篇书评都占有一定的篇幅,有的甚至是主要的篇幅。

吴景超的评论意见很细致,全书的结构布局、章节编排顺序的合理性都没有逃过他的注意。如对《江村经济》一书,他说:“本书所注意的,是农村生活的两大方面,家庭与经济,作者先论家庭而后讨论经济。假如把这个次序改变一下,先讲经济生活而后论家庭,是否格外合理,加增读者的了解能力?林德教授的《中村》(通译《中镇》——引者),便是先讲经济的,我觉得他的办法,很可仿效。林德的书中,还谈到教育,宗教,娱乐,政治等问题。如欲读者对于一个区域中人民的生活,有整个的了解,这种种问题的叙述与讨论,是不可少的。希望作者于本书再版时,加入这些材料。”

关于中国手工业前途的辩论

1945年冬天,费孝通与西南联大的青年朋友袁方在昆明的一家小茶馆里闲谈,袁方说他要到成都去开手工业讨论会,两人便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手工业的话。后来张之毅、张荦群也加入谈话,谈完后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由袁方拿到手工业讨论会上宣读。后来这篇不长的文章作为时代评论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以费孝通拟的书名《人性和机器》出版。1946年小册子又在生活书店印了一次,所以颇有流传。

1947年费孝通在北平整理旧书时,恰好返回清华社会学系任教的吴景超在旁边,因为他们的这本小册子里点名提到了吴景超工业化的主张,所以就拿出一本给他看。不久之后,吴景超因不同意费孝通等在书中为他心目中“一定是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的手工业唱赞歌而写了一篇商榷性的书评,题目是《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发表在《经济评论》第1卷第20期上,同时他还口头约费孝通作文答复。但费孝通迟迟没有应约写回应文章。社会学会开会的时候,社会学界的同人因很关注这个问题,要吴景超和费孝通口头上讨论一次,所以他们便在会上有一次很热烈的辩论。

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其他人,或赞成或反对地在刊物发表文章与费孝通讨论过《人性和机器》那本书的主张。看着这许多讨论,费孝通想说的话越来越多,便动手写了一篇答复吴景超的文章,《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

在这篇回应文章里,费孝通一方面答复了吴景超提出的种种质疑,更重要的是正面阐述自己关于乡土工业的一整套设想。他的想法是着眼于当时国力衰弱、民生凋敝的现实,寄希望于更新中国乡村中农工互补的传统,使包含乡村手工业在内的乡土工业能够切实地发挥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

费孝通从在江村调查时即已开始探索手工业和乡土工业的发展道路以及对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贡献,到写作这篇回应文章时已有超过10年的探索时间。而吴景超则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初期就开始大力鼓吹都市化与工业化,一方面驳斥种种“以农立国”论调,一方面探索相关的许多具体问题,思考问题的时间将近20年。他们两人的成就,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社会学家关于当时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水准。

如费孝通所说,他们两人在中国工业化的长远目标上是一致的,分歧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当时“劫后灾黎”遍布、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社会现实,他因“心肠软”而提出了一套过渡性的办法,期望达到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经济标准,而吴景超则因“心肠硬”更看重根本解决中国工业化的问题。如此看来,费、吴的争辩,尽管给当时中国发展道路开出的药方不同,但其区分也仅仅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即费更着眼于现实的可行性,而吴更侧重方案本身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可惜的是,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在那个内战硝烟正浓的年代,讨论这种与时局无关的缓不济急的问题,本身便是相当奢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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