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the Morality of Thinking to Living Right:O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of Adorno’s Mor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罗松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182期

内容提要:阿多诺道德哲学意在探寻“奥斯维辛之后”正确生活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出了通向正确生活的两条路径,它们之间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一是思想层面的彻底批判与反思,二是铭记历史,致力于再启蒙的教育。与此同时,阿多诺所思考的正确生活图景与本雅明经常提及的辩证意象有相通之处,即坚持彻底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在面对错误生活时产生震惊进而将其悬置,由此确保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人类灾难永不重现,并由此开启通向正确生活的可能性。因此,如果要从肯定的角度来谈阿多诺所理解的正确生活,它应是自由而自主的个体所拥有的具有实质内容、拥有人格尊严、生命体验充沛的个性生活;即便这种有意义且有尊严的生活尚未成为现实,但作为不妥协批判者心中的“理念”,它仍然具有某种实践意义。

关键词:阿多诺/思之道德/正确生活/道德哲学/实践向度

标题注释: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基础理论重点研究项目“阿多诺道德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4ZXA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被誉为“当今美国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看来,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时写下的片段式道德哲学省思录《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被损害生活而来的反思》(以下简称《最低限度的道德》)虽然是一本杰作,但却“古怪得几近神秘,既不是前后连续的自传,也不是主题式的沉思,甚至也不是有系统的铺陈作者的世界观……知识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准则生活,所以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种招致不安稳的效应;他撼天动地,震撼人们,却无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来完全解释清楚”①。笔者认为,这种阿多诺所招致的“不安稳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运用概念而又超越概念、坚守个体生命及其体验优先性的非同一性道德哲学思想。

一、思之道德与责任

《最低限度的道德》第46节题为《论思想的道德》,阿多诺在其中便运用其特有的非同一性思维方式探讨了他对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乃至于“思之道德”的理解:

天真与精明是无尽纠缠在一起的两个概念,没有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就无法充分发挥。对天真的捍卫,正如非理性主义者和所有吞食智识的人都是有失体面的。偏袒天真的反思对准了自身:狡猾与蒙昧主义总是它们之所是。间接地肯定直接性而不是将其理解为在自身中加以中介,这样做使思想扭曲为一种对其矛盾的辩解,扭曲为一种直接的谎言。这种扭曲迎合了所有不良的目的,从私人性的“现实就是这样”这种顽固不化到将社会的不正义作为自然状况来证明。然而,希望将这一对立作为原则并呼吁哲学——正如我曾经所作的那样——承担起成为精明的约束性义务,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当精明是在理论上可接受的意义上被理解时,即当它扩展视阈、超越孤立现象、考虑整体时,天空中仍有浮云停留。正是这种继续行进和无法停留,这种对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无声承认,不仅在假设概念具有实在性时构成了唯心主义欺骗,而且也构成了其非人性的一面,一旦把握住特殊性便将其在一种总体情况中加以化约,最终只是为了一种仅仅发生于反思中的和解而迅速地补偿苦难和死亡。②

应该说,这一段话既是阿多诺的自我反思,也体现了他对思想特别是哲学反思功用的独到理解:哲学反思并不是与天真无邪甚至非理性主义这些拒绝思想中介作用的立场截然相反的精明乃至狡诈,因为一旦摆脱现实或直接性,就很有可能忍受乃至无视现实中的“苦难与死亡”而认为“现实或者生活就是这样”——就像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观察那样,这个执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看起来十分平庸,与常人无异,他为自己的辩解就是“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当然,仅仅在思想中与现实和解是一种愉悦的思辨体验,但这恰恰是“非人性的”。事实上,正是“对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无声承认”使得苦难无法发声,思想的道德也就无从谈起——“辩证的中介并不是向更抽象的一方求援,而是具体事物自身的一种解决过程。”③质而言之,道德是忠实于具体的、特殊的非同一物,忠实于人类生活中的苦难与死亡。应该说,这种忠实,既不是直接地复制或者服从于看似“第二自然”的既定现实,也不是仅仅在思辨玄想中与其达成抽象的和解。

因此,对于“在错误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生活”④这一道德哲学箴言,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其出发点正是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辩证中介”,在一个苦难与死亡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非人社会中,个体的正确生活只能是看起来很美的乌托邦。⑤为此,阿多诺提出了通向正确生活的路径,即通向正确生活的一条路径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对他所过的生活、所处的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

买球,不妥协的批判性思想者既不签发他的意识,也不让自己被胁迫行动,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不屈服的人。思考绝不是对既成事实的智识性再造。只要它不停止,思考就稳固地确保了可能性。它的无法满足,它对快速而轻易的满足的厌恶,拒绝顺从这种愚蠢的智慧。思想越不将自己客观化为一种乌托邦因而蓄意破坏其实现,思考中的乌托邦因素就越会变得强烈。开放的思想超越了自身。⑥

正如阿多诺反复强调的那样,要对错误生活进行毫不留情的彻底反思与批判,而不是沉浸在对正确生活美好蓝图的勾画之中,否则就有可能沦为一种抽象的乌托邦,而思想的道德或者说责任恰恰在反思与批判之中开启新的可能,一种超越自身进而超越既成事实的可能性。在《否定辩证法》导论的最后,他写道:“想要内容的认知就是想要乌托邦。正是这种认知,即对可能性的意识持守着作为未被扭曲之物的具体事物。”⑦如果说在认识论的意义上,阿多诺强调对非概念之物(异质、特殊、个别之物)的非同一性把握,这种把握是以内容为优先性的,而欠缺概念的事物也就是未被同一性概念束缚、同化的具体事物,也就是未被确定的可能性事物,它没有被同一性的概念图式所扭曲。就此而言,阿多诺认为始终持有乌托邦因素而非让其直接“坐实”的批判比直接照搬理论或单纯顺应现实的实践更接近一种“变革实践”——质而言之,思想就是一种“抵抗力量”。⑧在某种意义上,为阿多诺所坚持的否定的辩证法所指向的前景正是“真正的乌托邦,因为它仅仅代表着一种希望的姿态”⑨。事实上,这种坚持“不将自己客观化为一种乌托邦”的批判性思考,也体现了阿多诺道德哲学所蕴含的一种否定主义向度:

我今天对道德哲学的可能性问题首先只谈论一点,即全部道德哲学的总概念就在这个尝试之中:将这些思考本身——我为此曾经试图为你们至少构造一个模式——提升为意识,也就是把对道德哲学的批判、把对其可能性的批判和把对其二律背反的意识吸纳到意识之中。我相信,谨慎地讲,人们不可能再许诺其他东西了。人们尤其不能许诺的是,这些思考,如在道德哲学范围可能提出的这些思想,将会设计一种正确生活的准则。⑩

显然,阿多诺同样是在非同一性哲学的视阈中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道德哲学的关键不在于提出某种绝对律令或者论证某些世俗规范,而在于将个体生命与道德法则、自由与必然等二律背反“提升为意识”“吸纳到意识之中”。就此而言,“或许人们唯一可讲的是,正确的生活在今天就存在于对某种错误生活的诸形式的反抗形态之中,这些形式已经被进步意识看穿,并遭到批判的解体”。就此而言,这种否定主义的思考向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最低限度,它不许诺任何正确生活准则,而是将个体道德体验中的矛盾或二律背反吸纳到意识之中,以此来反抗被损害的错误生活并保持对另一种不同的正确生活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对微小事物(比如个体对苦难的生命体验)的拯救开始,而非借助概念构建一种恢宏的道德哲学体系。

更进一步而言,阿多诺认为民主制度的创建与保持亟须批判与反思。“民主制度不仅仅需要批判的自由并且需要批判的冲动。民主制度正是为批判所定义”;就此而言,“批判和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即政治上的成熟相互归属”。阿多诺认为,个体的成熟特别是其政治上的成熟指的是他或她能够“为自己发声,因为他有自己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在重复他人”。无疑,如果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加思考、不辨是非、“奉命行事”,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扭曲了的错误生活推波助澜。因此,思想只有保持其批判性要素,才能不与错误生活以及流俗意见同流合污——当然,置身于特定时代与社会之中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不受错误生活以及为其代言的观念意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阿多诺着重强调了思想的本质特征,即在否定自身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与意见时忠于自身而不是迎合既定的现实状态,“这就是思想的批判性形式。只有批判性思想,而非与其自身洋洋自得的一致,才能够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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